第一层次，“既求所有，更求所在”
融合的前提是开放。通过开放，引进外资、引进外企、引进技术。开放初期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只求所有，不求所在”，担心对外开放，土地、市场和其他资源被别人占用了，一部分利润被别人拿走了，经济总量虽然上去了，当地原有经济的比重会下来。出于这种考虑，迈不开开放的步伐。一种情况，“不求所有，只求所在”，有些地方搞所谓“合资潮”，仿佛不合资就不算改革，把自己原有的可以发展的企业和品牌都放弃了。总结这两方面经验教训，明确了开放和融合应该是“既求所有，更求所在”，开放不能局限在当地“所有经济”，而应该大力发展“所在经济”，并用“所在”促“所有”。
第二层次，“既求所在，更求所特”。
开放扩大之后，一些地方出现了一种情况：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和加大招商力度，各种资本、各种产业、各种企业来得很多，单纯从数量上看似乎获得了成功，但由于没有恰当的选择标准，“捡到栏里都是菜”，产业过于杂乱和分散，空间布局也不合理，没有形成能够发挥当地优势的特色产业，更没有形成有规模有特色的产业集群，结果经济竞争力却下降了，经济效益并不理想。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人们对融合提出了第二层次的要求：“既求所在，更求所特”，这就把开放和形成特色经济结合起来了，明确了融合的方向。
第三层次，“既求所特，更求所新”。
特色是区别，高新是水平。特色产业不一定全是高新产业。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中，往往发生落后产能的转嫁问题，把污染严重、技术落后的产业或企业转转移到后发展地区。后发展地区也往往由于缺乏自信，即使有跨越发展的追求，也缺少超越发展的思维。其实，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不仅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就是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也常常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于是，在后发展地区的融合发展战略中还应该加上八个字：“既求所特，更求所新”。不可能全新，至少有高新的亮点。
从全国来看，融合发展的三个层次，大体上代表着对外开放的三个阶段。先是树立“既求所有，更求所在”的观念;然后是明确“既求所在，更求所特”的标准;最后则是提出“既求所特，更求所新”的追求。融合发展的指导思想一步深一步，一步高一步。
相对后发展的贵州，充分利用了自己的后发优势：先行者的成果和经验可用较小的代价拿过来;先行者的失误可以成为借鉴，“没有做”与“做错了”相比也是一种优势;没有画过的白纸，既可以成为稀缺，又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生态环境的优势更是如此。所以，贵州经济在开始走上快车道之初，就同时掌握了融合发展的三个层次的要点。正在兴起的贵安新区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亮点。2013年富士康与贵州人民政府签订了建设新区的协议。产业园区由信息产业园、节能环保产业园、国际数据中心、养生乐活产业园、户外体育园、数位内容创意园、富贵安康生态小镇七大项目组成。预计到2016年实现总投资500亿元，2018年实现产值1000亿元，2014年6月将试生产。其中，2013年10月21日，中国电信云计算基地开建，2013年
12月16日，中国移动贵州数据中心、中国联通贵安云计算基地动工兴建，三大运营商云计算项目落户贵安新区。所有、所在、所特、所新的结合都体现出来了。
第三个“三”：融合发展的三个平台
融合发展需要三个平台：空间平台、机制平台、品牌平台。
首先是空间平台，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城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四化协调”要有空间配置观念。经济发展不仅要讲数量、讲质量，同时要讲空间配置。城镇化的基本矛盾就是要素整合和空间配置的关系。同样数量和质量的经济，因空间配置不同，其作用和效益相差很大。错误的空间配置，是建设性破坏。
先发展的沿海地区，由于只有工业化观念，没有城镇化和空间配置观念，长江三角洲乡镇企业“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空间布局既不合理，又不集约，以致引发世界瞩目的太湖污染事件。珠江三角洲也有类似的问题。北京大城市病日益严重，基础原因是资源空间配置问题。
我们看到，贵州在打造空间平台方面已经做了很好的工作。2014年1月6日，国务院批示同意设立贵安新区，涉及贵阳、安顺两市所辖4县20个乡镇，规划控制面积1795平方公里。在此基础上，有提出建立和发展黔中经济区。黔中经济区包括全部贵阳市和遵义市、安顺市、黔东南州、黔南州部分地区。划分为三个圈：贵阳环城高速以内为核心圈，距离环城高速50公里以内为带动圈，距离环城高速100公里以内为辐射圈。黔中经济区处在全国“三纵两横”城镇布局中长江横轴和包昆纵轴的交汇的地带。国家规划的多条高速铁路穿区而过，加之高速公路建设，整个区域形成完善的交通网络。经济区内，资源、地势、工业、生态、人文等方面都具备快速发展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