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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思考: 一样的新媒体 不一样的新传播

日期:2020-03-19  浏览:16918  作者:郑砚农 来源:品牌联盟网

  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带到了一个全新的媒体环境中,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新媒体在传递信息、引导话题、安抚民心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微信、微博、抖音等因其传播速度快,信息散发覆盖面广、交互性强等特点,在此次疫情报道中表现出非凡的功能。

  所谓新媒体实际上是指基于Web2.0技术发展起来的互联网信息平台。而在上世纪末国内出现的四大互联网媒体(新浪、搜狐、网易及腾讯)虽然较比传统的媒体有很多优越性,但从技术上多是基于Web1.0的综合性门户网站,发布的信息仍是由门户编辑们制作的,这与传统媒体的操作相仿,门户网站的经营和影响力来源于浏览量和点击率,因此传播性质仍然是传统媒体。而在Web2.0技术上的新媒体,每个人既是浏览者也是发布者,多媒体把在线的每一个人相互连接起来,这样就会出现网上社群,形成一个更具人性化的去中心化网络平台。2009年上线的新浪微博就是这一时期的标志。

  如何在第一时间熟悉新媒体,研究在新媒体环境下传播的新方法,制定新规则,挖掘出新媒体更大的潜力,是企业、政府、乃至全社会都应引起足够重视的。比如,企业在新媒体环境下的产品发布会就完全可以与公众事件的新闻发布会有不同的规则和形式,你可以利用新媒体只把产品信息发给有可能的购买者并与之紧密互动,既有效、花费还小。由于新传播的高效,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都少不了把最新的媒体技术用上。这方面在政治领域的应用也有不少案例,最典型的就是美国的大选。

  美国大选中的时尚传播

  每一届美国总统大选都是一次时尚传播事件,其中有几次标志性的案例由于引领了传播的创新被载入史册。而这几次凭借新传播坐上总统宝座的人物,我们把他们分别称为“报纸总统”、“广播总统”、“电视总统”、“互联网总统”和“推特总统”,其代表人就是克利夫兰、罗斯福、肯尼迪、奥巴马和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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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民众收听广播

  上世纪40年代,罗斯福利用刚刚普及开来的无线电广播,在总统办公室的壁炉边与新闻记者促膝谈心,以娓娓道来的方式阐述他的施政纲领,树立民众信心,度过经济危机。这次谈话通过家庭收音机送达千家万户,使这位“广播总统”得以连任;功不可没。

  “互联网总统”是我们对自2008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当选第一次以网络新媒体开展公关助选成功的称呼。而特朗普上台前后专门设立了一个通讯室主任给他打理推特,他的信口开河、出尔反尔都通过推特暴露无遗,美国的国政及对外关系也都受此影响。

  革命领袖善用新传播

  从媒体的角度衡量传播效果,纸媒时代大众“看”新闻,这时候标题重要(现在有标题党)、发行机构的权威性重要、撰稿人的知名度重要;无线电广播时代“听”新闻,以上要素依然重要,但在此之上还有传播范围要广。记得斯大林在《论列宁》文中阐述为什么列宁是天才人物时说到,天才就是在困境中,当别人一筹莫展时,他能够抓住并看透事情的本质,做出正确的决策领导革命走向胜利,随后他举了十月革命时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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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与斯大林

  1917年十月革命刚刚成功,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最初那几天,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结束,俄罗斯还在与德国打仗。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决定让前线的总司令杜鹤宁将军停止军事行动同德军停战谈判。列宁、斯大林等苏维埃领导发电报给杜鹤宁,但杜鹤宁自持拥有兵权拒绝执行命令,而一千四百万军人又不知道苏维埃的态度;雪上加霜的是此时被推翻的沙皇俄国军事院校正在酝酿暴动,计划占领电报局、逮捕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和布尔什维克领袖,情况万分紧急但大家又想不出办法。

  列宁在发报机旁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荣光换发的对大家说:同志们跟我到无线电广播电台去吧!

  在广播电台列宁以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下了一道特别命令把杜鹤宁撤职,任命克雷连柯同志为前线总司令;越过指挥人员号召士兵们包围杜鹤宁,同时停止军事行动,同前线的德奥士兵联欢,把和平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道命令通过电波一经发出,军队再没有人听叛乱将军的指挥了,因为士兵们都不想再打仗而希望和平。战事结束,权力又回到苏维埃政权手中。

  这一年,距离无线电广播技术应用刚刚一年的时间。(1916年马可尼公司生产了第一代无线电收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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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与朱德

  毛泽东主席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在井冈山时期虽然条件简陋,但还是充分利用了当时能够用上的一切传播工具包括贴广告、发传单和办报纸为革命斗争服务。正如毛主席说到“共产党是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才打到敌人的”。毛泽东本人在艰苦的环境中仍坚持亲自撰写修改大号新闻、时评和社论,被新华社的同志们称为“新华社首席记者”。众所周知的“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名不虚传。

  1940年12月30日,党中央在延安利用刚从苏联带回的设备建立了第一个广播电台“新华广播电台”,从此中国革命的声音就开始了在中华大地的传播,驾驶第一架国民党的轰炸机飞到延安起义的飞行员刘善本就是收听广播后作出决定的。

  1948年10月,国民党调集保定地区周边的十万兵力企图突袭中共中央所在地石家庄,蒋介石为此专程到北平督战。

  当时解放军主力都部署在外线作战,石家庄几乎是空城,敌人几个小时就可以抵达。敌情上报党中央后,毛主席沉着冷静地做了应对:一是就近调配兵力在敌人进攻的沿线打阻击,二是他亲自动手写了三篇揭露蒋介石阴谋诡计的文章,通过广播电台(当时改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播出去。三篇文章一播,敌人发现偷袭的计划泄露了,赶快下令全部撤退了。这就是后来传说的“毛主席的广播稿,吓退蒋军十万兵”。

  此时距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有一年的时间。

  纵观传播业的发展,离不开媒体的发展,而媒体的日新月异又离不开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回顾便士报时代的“报纸总统”当选,如果没有前两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工业化进程以及高效印刷机械的投入使用,就不可能在街头巷尾出现成堆的便宜报纸给大众看;而当下眼花缭乱的各种新媒体如微信、抖音、短视频、APP等的争先斗艳又都有赖于互联网技术的出现,特别是TCP/IP网络传输协议的制定和基于Web2.0以后技术的发展。

  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到来,媒体技术还会不断推陈出新比如:区块链技术下的Web3.0可以让假信息无处躲藏、大数据可以定性定量的预计明天会发生什么,而人工智能则实时的准备好了新闻稿…。因此在全球化4.0时代做好传播,要了解ABCD(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要在新媒体环境下制定新规则、研究新方法,这就是新传播的意义。

  笔者前两天参加了人民网的一次视频直播,据说效果还好。过去总以为在社会交往中,能直接见面的总比打电话好,能打电话的就不要发微信、短信,总之线下要比线上效果好。但这次的疫情现状使得我们只能在线上,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不仅依靠并且习惯了在线传播,还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不少新颖的传播方式,比如大家宅在家里看到大量的抖音、短视频还有网上课堂等等,可以预想基于人的习惯也基于新传播的效果,即使疫情之后也不会消失、减少,只会不断与线下方式紧密融合在新的常态下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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