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胡泳说到GDP之上，包括对商业思维致命的打击，实际也是致命的提醒。政府在非典这件事情上得到的启发而且变成行动的东西很多，非典使我们的政府几个协调，不是说今天中国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实际中国的政府越来越到位了，根据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有的政府，现在越来越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越来越到位，并站在政府的角度提出对经济发展的看法。它和企业的发展包括对企业家的发展不是矛盾的，政府越到位，实际对企业家的地位看得更重，对企业家的价值看得更高，这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变化和走向，政府越来越到位，而且到位速度越来越快，对企业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看得越来越重。这个看起来很虚，实际对每一个企业家在我看来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政治家越来越能用欣赏的心态看待民营企业的做大，原来连平和的心态都没有，现在越来越平和，民营企业下一步代表中国企业的未来，相关的政策包括宪法的调整，私有资产在中国变得越来越安全，现在很多企业家不会再把很多资产转移，很多财富都在回笼，包括整个社会也能够越来越历史辩证地看待民营企业家的原罪。过去的事情算了，整个社会包括上面对企业家的冒险和失败过去犯了一些不该犯的错误，现在越来越能够理解和宽容。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入世对中国很重要的意义我们从被动接受国际规则到主动进入获得制定规则的资格。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意义就是改革与开放的深入，我们自己改不动，放下来让别人追着我们改。到底国际规则公平吗？把泰森弄进来，让我们还没长成人的儿子按照同一个规则到拳击场上和泰森打，表面上看和国际规则归归了，实际是把我们的儿子给弄死了。这一点决策者也看得越来越清楚，从主动开放、被动改革到有意识地解决好改革带来的问题。与此相关的，中国对内开放速度可能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比如说在某些方面对内开放速度需要加快。过去民营企业家享受不了国民待遇，而外资享受了超国民待遇。
体制内的创业者和优秀的经营者，他们的价值应该说现在开始得到社会，尤其是政府官员的承认。李东生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个人身价超过11亿，大家反映这是很正常的。哈医药的老总说做梦都想做李东生，李东生也好，柳传志也好，在市场上做得非常成功的国有企业家，他们的改制主要不是源于个人利益，而是源于怎么让这个企业持续快速发展，主要动因是这个。政府部门有重重障碍和阻挠，李东生有很多机缘巧合，各种好的机缘都用到了走到今天这一步。社会和政府对此认可了，政府和企业一起慢慢变得双主动，我们不能指望明天就能实现，政府和企业都会比较积极主动来推进体制内优秀的经营者价值实现，而且通过法律通过良性的制度安排方式来承认。
新的领导集体上来之后，尤其十六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非常明显的感觉，现在又一次中央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始到目前中央领导集体执政理念和执政风格、执政思想，现在已经远远快于真正制约我们实践的政策法规，现在上面着急，一线的人很着急，但是中间很慢。上面现在沟通的愿望非常强，希望实践一线的有思想的人能把很多重要的信息以合适的方式提供上去，上下两个积极性一起推动目前各项改革的进程。
反腐败的力度越来越大，但是反腐败一个重要的变化从治标向治本的方向转化。过去吴敬琏说过一句话，反腐败就像割韭菜，割了一茬又出来一茬，治本就是改良土壤。一边割韭菜一边上肥料，韭菜越长越多。
传媒功能的理性化，社会也好，企业家也好，对媒体的不满远远小于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不满，我们自己改变现状的要求比大家还要强烈。现在上面从领导层已经看得非常清楚，最近中宣部尤其是新闻出版署出了若干政策，这些政策都是体制的媒体向社会转变。中央很多政策迅速加大让市场配置各种资源，包括用市场推动媒体，推进媒体产业化的进程。媒体越健康，媒体主要是卖标准的，严肃的媒体一个是心正不正，一个是秤准不准。现在心也正，秤有的时候不太准，不太准有很多源于体制没有办法，现在媒体产业化，媒体朝着理性化发挥社会和市场所希望变化的方向发展越来越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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