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讨论很热烈。今年三月，温总理首先在全国两会上提出要进行收入分配改革，尤其是进入六月以来，以富士康跳楼事件之后的加薪为导火线，全世界开始大范围热烈的讨论中国加工资的问题。至此，收入分配讨论进入白热化。
今年6月，我在陕西拜访了汉中市妇联主席许秋雯，她告诉我，在汉中有时候几百块钱甚至都能改变一个贫困家庭的命运。遗憾的是，我们的政策决策者不乏“三门”干部，他们从家门到校门，再从校门到衙门，他们长期生活在大城市，接触的是那些有钱的大公司，缺乏对贫困地区和小公司的了解，制定的政策缺乏代表性和可操作性。
我很赞成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在一些地区进行收入分配改革，但我认为收入分配改革急不得，必须要循序渐进，因地制宜，切忌搞一窝蜂和一刀切。理由如下：
首先，在中国收入分配改革很难操作。目前虽然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和城市，出现了技术工人短缺的现象，局部地区甚至出现民工荒的现象，但我们不要被这些表面现象所迷惑。其实，出现民工荒只是局部现象和阶段性的。总体而言，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是供大于求的，这一点大家到西部或者农村走一走就知道了。从根本上来说，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价格也要按照市场需求来决定，很难靠行政手段提高。对于这一点，希望大家有充分的认识。
其次，以制造为基础的中国经济很难承受国民收入的快速增高。我们不要被富士康加薪的表象迷惑。富士康的加薪有特殊的背景，包括政治因素在内的各种因素主导了这次加薪，而且富士康是一家规模很大，实力很强的公司，其做法并非所有的企业都可以效仿。台湾在大陆的很多企业纷纷对此表示忧虑。即使是富士康本身，在加薪之后也表示，富士康将把部门加工厂迁至西部地区，目的自然是应对过高的人力资源成本。
我们应该清醒的看到，很多依靠出口的民营企业利润其实很薄，而劳动力成本占到了它的一大部分。就连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也坦言，海尔的利润比刀片还要薄。一旦劳动力成本急速大幅增长，原本就处于微利状态的制造业与代工业的处境更加恶化，这些企业就面临破产。目前，中国依然是出口依赖型的经济，中国难以承受大批出口企业的倒闭，或者出口额急速下降的局面。
大家记得，在四年前的德国世界杯上，一只中国制造的可爱“格列奥”，在德国售价高达19.95欧元，而在扬州玩具厂的出厂价格却仅为1.45欧元。这次南非世界杯赛场外，一个大喇叭的售价从20兰特(约合17.7元人民币)到60兰特(约合53.1人民币)不等，而企业的出厂价格只有1到3元钱了。四年过去了，中国小商品低端廉价的状况并没有大的改变。每台售价499元的ipad，其成本仅为219.35美元，利润约279.65美元，而富士康的组装费用仅为11.2美元，除去人力成本和其他费用，利润少得可怜，无异于在针上面削铁。
